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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首轮93部县区新志评析(十九)关于工业门类

新越绝书 2020-04-13 20:43:06

在志书的经济部类中,工业行业虽多,而各行业记述要素大体相同,相对于其他门类似较为简单。但从首轮广东省区县志的记述看来,也存在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记述详略不同

首轮志书对普遍对记述工业相当重视,广东全省首轮93部县区志,平均每部为1020页,记述工业375页,占36.8%,超过三分之一。各志记述工业篇幅悬殊,同属珠江三角洲,《佛山市志》为936页、《广州市荔湾区志》为151页;同属潮汕平原,《潮州市志》为888页、《榕城区志》为214页;同属江门市,《开平县志》为792页,《台山县志》为95页。工业的篇目框架大同小异,造成篇幅悬殊的主要原因是记述详略不同。

质量高的工业门类概述(或称“综述”)或无题序,能够做到条理清晰,言简意赅。《乐昌县志》“工业卷·综述”记述“乐昌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有较久的历史,从出土的各时期文物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境内砖瓦等建材业、陶质日用器皿制造业均具有较高水平。据《国史补》载,唐代岭南盛产两大名酒,其中‘灵溪春’酒产于乐昌县境内的灵溪河,时为贡品。北宋时期,县境长来铁屎岭一带已有炼铁作坊,至今仍可见其开采遗址。明末清初,县境西瓜地有炼铅锌业;冷君山、长来的黄坑有炼银业。铸造、榨糖、酿酒、陶瓷、造纸等手工作坊,散布于县境各地。”[1]不到200字而历数古代特色产业。《东莞县志》“工业”编编前述称“东莞早期的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如草织、纺织(蕉布、麻布)、竹器、木器、烟花炮竹和建材(主要是砖、瓦)。草织制品和烟花炮竹,明清时期已远销海外”。又概括改革开放头10年东莞工业生产特点是,以轻工业门类为主,以外向型工业为导向,以乡镇工业为主体,配以数据,扼要清晰。[2]

言简还须意赅,不能片面求短。有强调详今略古而过于简约的,如《仁化县志》“国营工业”章记述“建国前,官办工业只有1间棉纺织厂和2间没有正式投产的造纸厂。” [3]只此一句。有套用公式而过于简略的,如《连县志》以“蓬勃发展”一言概述该县工业在建国后30余年间变化。[4]实际上,连县的地方国营工业产值文革期间1968年低于1965年,直至1970年才开始回升。[5]

控制篇幅与全面记述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思路清晰,详略得当。

建国以来,党对经济工作决策不断变化,直接影响到行业、企业变化。《郁南县志》“工业”篇以较多笔墨具体记述各个时期县委、县政府对工业生产的决策,[6]如述及1972年“整顿地方工业和组织工业生产高潮,先后对不具备办厂条件、不符合发展要求的10家工厂,包括正在筹建或在建的橡胶、拖拉机、炼铜、炼铝、力车配件和糖厂等,采取关、停、并、转的措施。1973年,县又按照‘为农业服务、为城乡人民服务、为国家大工业和外贸出口服务’的方针,调整产品结构,先后组织水泥、电池、氮肥和锁厂设备配套与改造攻关大会战。”[7]以决策为切入点,清楚勾勒了各个时期工业行业的兴废。而不少志书只作泛泛之谈,脉络不很清楚。

《佛冈县志》记述国营工业“经营管理体制”一节,包括“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经理)承包经营责任制”、“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岗位目标责任制”4目,只用了1千多字就具体地记述了从1951年至1994年推行各种管理体制的时间、企业及效果。[8]《英德县志》记述1956年至1990年企业关停并转情况,设《二轻集体厂关停并转情况表》、《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关停并转情况表》,[9]两表均设“关停原因”栏,资料性很强。

《阳山县志》“工业管理”节“企业内部管理”一目,长达5000字,有经营管理、设备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销售管理、物资设备管理、职工队伍管理、劳动工资管理、财务管理等子目。[10]涵盖过大,而“设备管理”、“物资设备管理”并立更不当。该志工业篇幅为517页,篇幅何以过大,可见一斑。

也有记述客观全面而用字不多的。《平远县志》“工业”编编前序记述“1956年,钢铁厂1号高炉——广东省第一座6立方米熔铁炉建成,开梅州市钢铁行业之先河。其后的煤球炼铁试验成功,为全国冶铁行业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同时也述及1958年掀起“全民大办钢铁”“劳民伤财,损失严重”,“1987年县内掀起‘稀土热’,北部部分乡村全面开花,不但资源利用率低,而且造成水土流失和河水污染。1988年动工兴建县城、八尺两处稀土分离厂,共贷款1000多万元,厂房设备还未完善,稀土销售停滞,生产陷于停顿,背上沉重的债利包袱。”[11]《海康县志》“工业”卷在记述办得好的外资企业的同时,述及“由于对外资合作企业管理经验不足,有些外资企业中出现双方不遵守合同、中方经验不足上当受编等问题。至1994年底,先后有40(家企业)倒闭。”[12]该县当时还存在外资企业66家,倒闭企业比例不小,能够直述这一现象,实属难得,如能记述倒闭时间及行业,当价值更高。

二、经营体制分类不一

建国后,工业体制经历了对私营工业、手工业“改造”;国营与集体工业占统治地位经济体系的建立;改革开放以后,演变为多种经济成分的体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志书设置工业门类篇目出现了分类方法不一、种类数量不一,称法不一的多元模式。

首轮志书记述工业企业所有制分类,称法不一,有“经营体制”、“经济成分”、“工业结构”、“工业类型”、“所有制类型”等。同属汕尾市,《陆丰县志》设“工业结构”章,含“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国营工业”、“二轻工业”、“乡镇工业”、“外引内联工业”五节;[13]《海丰县志》设“经营体制”章,含“地方国营工业”、“集体工业”、“私营工业”、“合资工业”四节。[14]《鹤山县志》“工业”篇“所有制变革”节设“私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工业”、“集体工业”三目;[15]《河源县志》“工业”篇“所有制变革”节设“对私营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工业企业”、“集体工业企业”、“个体工业”、“其他工业”诸目,[16]以事件、类型不同标准立目。《新兴县志》“工业所有制变革”节,按时序设“私营工业、手工业”、“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营、集体、个体工业发展概况”。[17]《连县志》“工业”章按所有权分类,设“地方国营工业”、“二轻集体工业”、“社队企业”、“中央省地属工矿企业”4节。[18]《南澳县志》“工业”篇将企业分为全民单位、集体单位、城镇街道及个体、村及村以下4类。[19]《阳山县志》分国营工业、集体工业(包括县属工业、乡镇工业,县属集体工业又主要包括二轻工业、街道工业和部门工业)、个体工业、其他工业。[20]《南雄县志》“经营形式”列有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承包经营、租赁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各种形式联营、个体经营6种形式。[21]《翁源县志》“工业企业管理体制”分为党委(支部)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厂长任期责任制、承包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各种形式联营。[22]对“各种形式联营”未点出属何所有制,称“承包后的企业,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不变”。[23]《宝安县志》“工业”章“经营体制”节分为个体和私营工业、二轻工业、县属工业、乡镇工业、驻县工业(包括市属、省属、中央属企业)等目。另置“外引(实际上是“三来一补”)内联(“内联工业)”[24]一节。《惠阳县志》“工业”篇“所有制”节,分为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含私营经济、外向型经济)。[25]《五华县志》分类按重工业、轻工业和二轻工业(此为集体所有制)。[26]将生产类型与经营类型混为一谈。《开平县志》“所有制类型”章设个体私营工业、公私合营工业、集体工业、地方国营工业各节;[27]《澄海县志》“工业结构”章分私营及个体工业、公私合营工业、国营工业、手工(二轻)工业、街道工业、中外合营工业7节。[28]分类标准较清晰。

分类应考虑涵盖面。在县志中,有将工业体制只分为县属工业和乡镇企业(工业)两类进行记述的,原因在于“在县志中,工业往往只写县属工业,因为县工业局只能提供县级工业情况;乡镇企业独列,资料由乡镇企业局提供。把工业分为县乡两级来写,这种处理实际是由行政管理权限造成的,编辑只需将工业局和乡镇企业局提供的资料加工一下即可,是一种懒省事的做法。”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个县的工业应该包括县里全部工业生产活动。1996年国家统计局进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普查范围包括一地全部工业企业和工业单位,包括乡及乡以上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企业和附营工业单位,以及乡以下的村办私营、合作经营、个体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地工业。” [29]

三、对经济体制表述不一

对工业所有制的表述形形色色。《佛山市志》对所有制不作专题记述,工业总产值按所有制划分只有全民工业和集体工业两类。[30]而在具体记述中反映出问题的复杂性。如“陶瓷业的经营”节述及“建国初期,陶瓷业全部私有,以独资、集股、合股经营方式从事生产。经过建国初期的恢复生产,民主改革和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过渡。1995年,陶瓷工业组成生产社组120个,其中1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25户,从业人员2340人。1956年,转为地方国营企业1家,公私合营企业8家,1957年,地方国营2家,公私合营8家,1961年,国营企业10家,集体所有制企业1家。经过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方针政策的实施,石湾陶瓷工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营管理几经变动,至1985年成立工贸合一的陶瓷工贸集团产品销售公司,负责成员企业的产品营销管理。”[31]1961年前后的记述之详略成了鲜明对比。《揭阳县志》“工业结构”节述及“1949年全县工业企业1650个,其中全民所有制11个,个体工业1639个;1985年全县企业3077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60个,集体所有制233个,三资企业1个,农村下三级(村、自然村、个体)企业2263个,居委会工业62个,城镇个体工业458个。”[32]以数据反映工业所有制变化是其优长,不足之处是只选择两个时间为点。

《英德县志》对企业所有制的记述是所有县区志中最为简炼的。设“所有制结构”子目“工业所有制结构”条目,层次很低,其全部内容为:“县属工业1952年前是以个体的手工业为主体,1955年至1957年以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1958年至1981年为全民和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出现个体工业,1984年有村组(即管理区、自然村)办,1985年有城乡合作经济企业,1986年有中外合资等‘三资’企业。1983年全民和集体工业(含村组办、城乡合作经营)产值占全用县工业总产值的74.8%”。此外还设“英德县几个年份县属工业所有制结构表”,记述19531993年间7个年份各种所有制的工业总产值及所占比例。[33]《斗门县志》也采用这一模式,[34]并对各个时期各类企业数有所记述,更为全面。简略不宜过度,《高明县志》“工业所有制结构”目全部内容为:“1956年,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个体小手工业全部合并,工业所有制经济成分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有益补充,个体工业重新发展。”[35]并有“高明县几个年份工业总产值构成表”,记述195719886个年份的全民、集体、其他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所占比例。文字约百来字,没有说清楚状况。以上情况说明,对同一种模式不能抽象地判断其优劣,好的模式,运用不当,仍然不能达到好的效果。

四、经济体制的称法不一

对于同一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称法多不相同:

国营企业、国营工业、全民企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工业;

集体企业、集体所有制工业,集体工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二轻工业、乡(村)镇工业、乡镇(村)集体工业、城区街道工业、区街工业、手工(二轻)工业、城镇乡村联合体工业(又有“城乡联合体”、“城镇联合体工业”、“合作经营工业企业”,皆见于《高州县志》)、二轻集体所有制工业、合作企业、村(镇)办企业、二轻系统工业;

私营企业、个体工业、个体经营工业、联户和个体工业、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个体工业和联户合作工业、个体私营工业、家庭工业、城镇个体、联合体工业、联户工业(联户合作的家庭工业)、城区个体经济、联合体(联户)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个体(私营)工业;

其它工业(引进与合资)、中外合资企业、外引内联工业、“外引内联工业含对外来料加工业、外引内联合资企业”[36]、“三资”工业、联营与“三来一补”工业、中外合资合作和“三来一补”、“三来一补”和中外合资工业、“三来一补”和“三资”工业、中外合营工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合资合作工业、中外合营工业、外资合资工业、涉外三资工业、三资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涉外工业、联办工业。

同一概念,其内涵也不尽相同。《中山市志》将工业经济体制分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营、合营工业4类,合营工业包含1950年代公私合营的合营企业(以后这些企业又逐步转为地方国营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又包括1979年以后的国内外、省内外的联营工业和中外合资合作工业。[37]《郁南县志》有“联合体工业”节,包括民国初私人集资的股份公司,建国初由县政府贸易公司出资与私人资本保股的公私联营企业,1985年以后本县与外地工贸部门或个人合资联办的企业,1988年全县全民与集体合营工业企业、集体与私人合营企业、农村合作经营工业,还有本地企业和个体工业户在省内外与当地合资联营的生产企业。[38]概念范畴很广。《潮阳县志》“部门工业”节,记述县商业局、供销合作社、粮食局、水产局、交通局及其它所属工业,其中有独资、合资形式的、国营的、集体的,也有不明其所有制的。[39]

五、行业划分不一

工业的门类(亦称“行业”)划分,多则三十余种,少的只有八、九种。93部志书中,划分工业行业在20种以上的占51部,其中3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志》、《惠阳县志》、《吴川县志》)在30种以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志》“工业矿产”卷各章按行业分节,“地方国营工业”章有20节;“县属集体工业”有11节,涉及29个行业;这还不计同卷的乡镇工业、个体工业涉及的工业行业及矿产开发等。[40]与连山相邻的连南瑶族自治县,县志“工业”篇分为矿产、电力工业、机械工业、化工与制药、建材、食品工业、染织服装工艺、造纸与印刷8章共18节,分类模式大不一样,行业种类也少得多。《惠阳县志》“工业”篇“行业”章31节即31个门类,其中有的分得过细,如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其它制造业”节含雕塑工艺品、刺绣工艺品也不恰当。[41]《清远县志》工业行业分为9大类22小类,其中如食品饮料工业,含粮油加工业、饮料制造业、制糖业(附造纸业)、糖果糕点制造业、调味品制造业、其他食品制造业。[42]显然不同于通常的工业门类分类,但反映出本地实际情况,亦无不可。而《高州县志》将“干电池”与“电灯泡及煤油灯具”归为“照明器材工业”[43]则不恰当。

为了突出地方特色、支柱工业,有的志书将行业升格。《大埔县志》设“工业”篇、“陶瓷”篇。《五华县志》设“石业”章于“工业”章之前,[44]以彰显“石匠之乡”。《鹤山县志》“主要工业行业”章设轻工业、纺织服装工业、手工业、重工业等节,将纺织服装工业升格。[45]《英德县志》“经济”编设“工矿业”、“水泥”章,[46]《信宜县志》设“工业”章和“松香”章。[47]《云浮县志》“矿业”、“石业”、“工业”篇并立,突出石业。[48]《新会县志》“工业门类”节设葵艺工业。[49]《榕城区志》注意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构,一些行业消亡,一些新的行业崛起”,“工业概况”章专设“一些行业的消亡和兴起”节,记述消亡行业及原因,如“原揭阳铸造厂,建区初期生产基本正常,但由于该行业属高温作业,脏、苦、重、累,许多工人不乐意干而离厂自谋出路,加上技术落后,用电量大,电费高,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于1994后停产。”[50]《廉江县志》“工业门类”节附录“已停办工业”,记述停办的船舶、冶炼、煤炭工业企业。[51]《广州市荔湾区志》“私营(个体)工业”节以5000字记述私营工业自宋代以来的盛衰,附有19801990年区个体工业情况表(从占总产值0.01%1986年的11.87%1990年的6.87%),还有1885年十八甫奇和堂宣传广告,[52]颇有价值。

行业分类,还有先分重工业、轻工业再划分所有制类型的(《南雄县志》、《阳山县志》)。《龙川县志》第一层次为手工业、轻工业、重工业。[53]《五华县志》工业门类第一层次为重工业、轻工业、二轻工业。[54]则是与所有有制分类混肴了。

划分工业行业门类,还涉及与电力、矿业、盐业、林业及乡镇工业的关系。92部县区志中,有32部将电力工业列入工业门类。《佛冈县志》另设“能源”编,分“电力”、“煤炭、石油”两章,内容不仅是生产,还有“石油购销”等,[55]是事以类从。也有不少将矿产与工业分列。《阳江县志》“工业门类”中设有漆器和主要是为渔业服务的制冰业,是特色工业,设有“制盐业”则“盐业”编内容重复。[56]《阳春县志》“农林水”编设“林业”章,“工业”编又设“森林工业”章。[57]《新兴县志》“工业”章设“森林工业”,又在“林业”章设“林业产值及林副产品”。[58]应归并于林业一处。《花县志》分设“工业”、“乡镇企业”编。乡镇企业涵盖农业、工业、建筑、运输、商业、服务业等业,其中以建材、纺织制衣业为主的工业占很大比例;[59]而“工业”编中设“建材”、“纺织缝纫”两节,均不包含乡镇企业的企业和出产,该编的统计数据,有包括乡镇企业在内,也有不包括的,不利查用。

六、对企业、产品及人的记述

行业、企业和产品是工业主要记述内容。93部志书中,专述产品的有51部,设企业选介的有77部(其中包括记述各级驻本地企业的23部,驻地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应予记述)。《揭西县志》“工业”章是唯一采用工业体制、工业门类、产品选介、工厂选介4节的结构模式,主体明晰。[60]门类以下,有排列企业条目的(如《翁源县志》),有纪年式记述的(如《乐昌县志》、《新丰县志》),就结构而言,前者优于后者。

将企业只融入所有制和门类中记述,不但地位不当,且不完整。如《仁化县志》工业“门类”章“化肥”目只记述1969~1983年的县氮肥厂,“国营工业”章“厂况”目记述1984年由县氮肥厂转产的综合化工厂(1985年停产);“门类”章与“国营工业”章均述及松香厂,后者记述建国初期建成私营亚洲松香厂,1953年倒闭,1955年县利用旧址设国营仁化县松香厂,前者只述其成立于1955年,是仁化县首家国营工厂。[61]将一企业分割两处记述。

对老字号多数无专述。《广州市东山区志》“工业”章“私营(个体)工业”节“民国时期”目设“传统行业”子目,节后附录“知名私营企业何植记鞋店简介”。在“驻区工业”节设“老字号(工厂)简介”目。[62]较注意老字号,但篇目层次太低。制药业是佛山地区传统产业,《南海县志》“行业分述”章“化学制品、医药制造业”节,设医药制造业目,全目仅500字,[63]没述及制药机构。

对产品尤其是名优特产记述不够。《高要县志》“名产选介”节未述及端砚,“工业门类”节“端砚”子目只有600字。[64]《肇庆市志》“工业”章“综述”“发展简史”目只用百余字记述“雕砚”工艺传统。[65]《怀集县志》“名产选介”有“怀集铁矿”目题,应为“怀集铁矿石”。

工业中基本没有以事系人。《惠来县志》“工艺美术业”节专门介绍了三件木雕作品,均不提及作者。[66]

七、数据使用与文表关系

使用数据应尽可能鉴别其是否具有价值及实际意义。《顺德县志》“工业”编编前述载:“1990年,县属工业发展速度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超过乡镇企业。1991年,县属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23.92%,利税增长45.83%,资金税利率13.92%,全员劳动生产率74608/人,优质产品率43.9%,都比乡镇企业高。”[67]这一表述中,“县属工业发展速度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超过乡镇企业”是有实际价值的,而下文的百分比,除了优质产品率,离开具体数字,并无实际价值。

文表内容重复较多。如《翁源县志》,记述县属工业以厂家为子目,又设有1987年县属工业企业情况表,[68]文表记述内容大部分重复。

记述工业,应从记述其历史与现状的要求出发,不宜搞得太复杂烦琐,根据上述情况,引出几点商讨意见。

(一)应掌控记述的详略

梅森提出,工业的结构布局“包括工业概况、工业行业、工业企业3个部分。工业概况记工业经济结构、工业规模、工业行业、工业生产力及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工业发展水平、工业增长速度和效益。工业行业根据地方实际分类,名称可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行业记原料、设备、工艺、产品、销售及市场院效益、特色管理、职工、技术改造等。”[69]内容范围大致不错,但记述要素不一定要那么细,表现事物的状况可以从各地实际和角度不同出发,记述尽可能简洁清晰。如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在“经济综述”中反映就不必重复。有的区域工业布局很有特色,就有必要具体记述。对于特色产品、特色生产工艺、著名老企业,应予记述。突出记述主体,不要片面追求全面。研究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企业经济效益无疑是很重要的资料,包括企业劳动效率、原材料能源消耗节约效益、企业产销衔接、企业盈利能力、企业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等指标,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等等都很重要,纳入国家统计。作为部门志内容是毫无疑问的,综合志记述工业应有自身表述模式,不宜悉数收入这些指标。对于企业的质量管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生产管理、物资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用工管理、职工培训、分配制度)、营销管理、内部监督管理等,有的已在其他部类中记述,如劳动管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不必集中于此,如有特色,可在综述、发展概况等相关地方记述。第二轮志书中还出现了企业文化,一般不必要入志。

在志书中作深度专业性记述,视编纂者专业水平而言。台湾学者王良行主持编纂的《鹿港镇志·经济篇》“工业”章共分为7节:第一节“概说”;第二至六节以行业分节,共5大类21小类;第七节“工业经营”分制造业、营造业两项各设5目(企业经营规模分析、企业劳动装备率及生产力分析、企业资本生产力分析、企业成本结构分析、企业经营效率分析)。[70]在坚持记述行业状况为主体的基础上,第七节的记述颇见专业研究水平(修志者亲自作田野调查),非一般修志人员所能做到。据主持编修《鹿港镇志》的王秀政教授介绍,这一镇志是由台湾学界各相关学科带头人分别主持各篇编修,故而有此学术水平。还要看到,这只是对一个镇的经济分析,区域更大的县、市乃至省,情况复杂得多,需要征集的资料多得多,难度大得多,不宜提倡推广这种模式。

(二)应明确分类标准

分类标准不一使归类混乱。《广州市越秀区志》“工业”编“行业”节设21节,前20节以行业分节,第21节是“工办商业”,[71]《广州市海珠区志》“工业”篇“主要行业”章有“工办商业”子目,这是部门志痕迹。《广州市荔湾区志》“工业”章共3节,分别为“私营(个体)工业”、“区管工业”、“驻区工业”。[72]分类标准既有所有制,又有管理体制;区管工业分时期记述,驻区工业则列条目介绍主要企业。《三水县志》“工业”编设“经济类型”章(分为国有、集体、其他三节)、“县经委直属工业”章(按行业分18节,包括国有、集体、合资企业)、“二轻工业”章(按行业分4节,包括集体、合资、联营企业)、“名厂名产”章、“工业管理”章。[73]《斗门县志》“制糖工业”章设“监督体制”节,含审计、安全监督、职工代表大会三目,[74]是部门志的痕迹。《陆丰县志》“工业管理”章,有生产计划管理、供销管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质量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等节,[75]于细处集大成则不当。

有人认为新编志书的记述内容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划分标准距离较大,与国家规定的统计口径差距较大,会直接影响着志书的权威性和使用价值。[76]其实,收集资料要求不一,各地情况不一,志书分类与统计分类是有区别的。例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为一类,志书并不按此分类。水库地区会出现电力与水利为一类;以火力发电为主要电力资源的地区,则以电力归入城市基础建设或能源。《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将汽车仪器仪表制造业列入“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构制造业”,而志书可能会将汽车仪器仪表制造业作为汽车制造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归于同类。《代码》中列为“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的建筑用石加工业、水泥制造业、石灰制造业,通常被称为“建材工业”,不因为《代码》而改变称法。所以,不可能拘泥于《代码》。各地记述工业行业会将当地规模较小的行业列为“其他”一类,这也不同于行业分类规范。

(三)应理顺分类层次

各志在分类上,有将门类与所有制并列的,也有以所有制为第一层次的。如《吴川县志》“工业”编设国营工业、二轻工业、乡镇工业、其他工业4章。前三章分设发展概况、经营体制改革、工业门类、产品选介等节;“其他工业”章设部门工业、县城工业、联营工业3节,第二层次仍以所有制分类。前3章以记述门类为条目,第四章主要以企业为条目,体例较乱。[77]这种以所有制为先的行业分类法,可能是因为按统计口径较易收集到数据,但却不能完整地反映本地各门类的规模状况。《清远县志》“经营体制”章只点到各类所有制的行业门类,另设“工业行业”章分述各行业,[78]以角度不同详略不同解决了交叉记述的问题。

以管理体制(所有制)、门类、企业选介、名产为第一层次较能体现工业的主体内容,且能避免将工业门类割裂记述而状况不清晰的弊端。首轮不少志书按时序分述私营工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可以改为以所有制分类记述,更符合志书体例,脉络也更为清楚,能反映出从“私营经济”到“民营经济”的沿革过程。行业分类以所有制为第一层次,会造成行业重复和割裂事物,是否以轻、重工业为第一层次,视当地工业门类配置情况。电力的位置,视其在当地属工业生产还是供应能源为主而决定。建筑业一般还是分出去好。为了平衡篇目将几种门类合为一节(目),应有一定规范,不宜任意配搭。注意记述地方重点企业具完整性。

(四)应规范分类名称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不断变化,分类复杂,名称不定。以“国营经济”为例,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均有“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提法。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性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93年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草案》称:“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可见国营经济(企业)在1993年以后改称“国有经济(企业)”。国家统计局原统计口径“全民所有制”自1992年起改称“国有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所有制结构变化,统计方法和口径的调整,反映在出版物对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总值经济类型分类的表述上,1999年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其中含乡及乡以上集体经济)、城乡个体工业、其他经济等4类,[79]2004年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经济3类。[80]2009年为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集体经济、其他经济3类。[81]

因此,首轮志书对所有制称法不一可以理解。对应于这种情况,志书应尽可能与国家有关部门的分类管理提法一致,不要使用俗称与流行称法。


(本文节选自陈泽泓著《岭表志谭》,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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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乐昌县志》20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东莞县志》35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仁化县志》199页,仁化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2年版。

[4]《连县志》226227页,广东省连县县志编写委员会1985年出版。

[5]《连县志》227页,广东省连县县志编写委员会1985年出版。

[6]《郁南县志》362~36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郁南县志》36436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佛冈县志》294~296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9]《英德县志》278279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10]《阳山县志》450~454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11]《平远县志》21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海康县志》370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3]《陆丰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海丰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5]《鹤山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河源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新兴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连县志》,广东省连县县志编写委员会1985年出版。

[19]《南澳县志》306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20]《阳山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1]《南雄县志》2672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2]《翁源县志》2502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3]《翁源县志》2502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宝安县志》2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5]《惠阳县志》49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6]《五华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开平县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

[28]《澄海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9]王卫明:《论市场经济下经济志的编写》,《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3期。

[30]《佛山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1]《佛山市志》90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2]《揭阳县志》22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3]《英德县志》172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34]《斗门县志》142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35]《高明县志》17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6]《饶平县志》395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7]《中山市志》57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8]《郁南县志》35835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9]《潮阳县志》3673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0]《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志》,三联书店1997年版。

[41]《惠阳县志》49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2]《清远县志》,清远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95年版。

[43]《高州县志》783784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44]《五华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5]《鹤山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6]《英德县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

[47]《信宜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8]《云浮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9]《新会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0]《榕城区志》9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51]《廉江县志》32532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2]《广州市荔湾区志》183~18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3]《龙川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4]《五华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5]《佛冈县志》,中华书局2003年版。

[56]《阳江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7]《阳春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8]《新兴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9]《花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0]《揭西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1]《仁化县志》199页、213214页,仁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年1992年出版。

[62]《广州市东山区志》21724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3]《南海县志》682683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64]《高要县志》32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5]《肇庆市志》19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6]《惠来县志》26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67]《顺德县志》371372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68]《翁源县志》28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9]梅森:《第二轮志书经济内容设置剖析》,《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10期。

[70]王良行主持:《鹿港镇志·经济篇》,鹿港镇公所1998年出版。

[71]《广州市越秀区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2]《广州市荔湾区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3]《三水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4]《斗门县志》299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75]《海丰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6]齐家璐、孙继胜:《志书记述事物基本分类问题的探讨》,《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

[77]《吴川县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

[78]《清远县志》,清远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95年版。

[79]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统计局合编:《广东五十年》23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80]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编:《应用统计通论》11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1]广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合编:《数说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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