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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将写AI题材,继续用故事传递感情,跨越国境和隔阂

后现代邮报 2019-01-11 05:35:19

“生活内外,记住所爱之人永远都很重要。”——《寻梦环游记》

“I’ve always liked writing about memory, about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石黑一雄


记者:《敦刻尔克》隐喻了英国脱欧?

诺兰:英国脱欧发生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无论何时拍电影,世界都在改变。

记者:《长日留痕》《别让我走》早就隐喻了英国脱欧?

石黑一雄:不管怎样怀旧遗忘,世界都在改变,“但至少下一代人会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会做得更好。但作为个体,我的时间已经耗尽了……”


“人类反对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米兰·昆德拉《笑忘录》

“何时应当回忆?何时不如遗忘?”——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


文化考古学(Culturel du Savoir)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至暗时刻,用科技和文学打破壁垒


【后现代通讯社】当地时间12月10日,2017年诺贝尔颁奖仪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1500多名来自瑞典王室、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等各界代表出席了典礼。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鲜花锦簇,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穿插演奏着交响乐。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卡尔-亨里克·赫定致欢迎辞之后,由每个评奖委员会的代表介绍获奖者的背景和成就。然后,获奖者们逐一走到舞台中央,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奖证书和金质奖章。今年每个奖项的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700万人民币。



2017年11名获奖者包括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雷纳·韦斯、基普·索恩和巴里·巴里什(引力波望远镜LIGO),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雅克·杜本内、乔基姆·弗兰克和理查德·亨德森(冷冻电镜技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杰弗里·霍尔、迈克尔·罗斯巴什和迈克尔·杨(控制昼夜节律分子机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以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查德·泰勒(行为经济学)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获奖理由是:他的小说“有强烈的情感力量,挖掘了人类与世界的虚幻连接之下的黑洞”(或译为:在现实世界与幻想地狱之间撕开了一道深渊)。他与奈保尔(2011年获奖)、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是继1968年川端康成、1994年大江健三郎之后,时隔23年获得诺文学奖的第三位日本出身的作家。在诺文学奖迄今110个奖项中,英国作家占了12席。


诺奖官方给石黑一雄的颁奖词为:他是简·奥斯汀和卡夫卡的合体,写透了人类的生存体验与荒谬感;与普鲁斯特和伍尔芙不同,他带领读者深潜记忆与遗忘之海;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致力于新的领域融合,“小说的窗口始终打开,而石黑一雄进一步将其拓宽”。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7/presentation-speech.html


Within a few pages of When We Were Orphans (2000) the main character receives a present……This is Kazuo Ishiguro's gift to the reader: an optical device to help us human beings see ourselves, submerged as we are in a violent history without end.


To read Ishiguro is to enter a stylistic world that is gloriously unpretentious. The prose is controlled, restrained and exact, at times even dry. But then movement begins under the splendid clauses. A tremour approaches. This is when the undertext reveals itself.


he explores in detail how we interact with the past and what we - as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societies - also must forget in order to survive at all.


此前12月7日,石黑一雄在瑞典文学院出席新闻发布会,做了演讲“我的20世纪的傍晚——以及几个小小的发现”(My Twentieth Century Evening – and Other Small Breakthroughs),谈了获奖感受、自己的文学成长道路以及未来的创作计划,声称他将围绕人工智能与社会的主题创作。


石黑一雄说,自从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生活就忙碌起来,“每个人都希望你为他们的请愿书签名,或者参加那些电视节目,就各种问题提供观点,发表看法”。“我必须清楚自己对什么问题了解,也要告诫自己对很多很多事情一无所知”。


在英国脱离欧盟(EU)和美国总统特朗普Twitter治国的背景下,石黑一雄对当下社会族群分裂的现状感到担忧,他将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主义在全球的扩散比作“正在苏醒的怪物”,对于自孩提时代就深信是不言自明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从根基受到动摇的现实感到强烈的危机感。


石黑一雄强调了文学家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在这个分裂加剧至危险境地的时代,通过创作和阅读优秀作品能够打破壁垒……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故事能够传递感情,也能跨越国境和隔阂,诉说人类共通之物。”

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7/ishiguro-lecture_en.html


当被问及兴趣爱好时,石黑一雄说,“我对人工智能已经关注好久了,也很关心科学创新和技术突破对我们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我目前正在创作的小说就是围绕这些题材。”


在科幻小说《别让我走》(2005)中,石黑一雄用隐喻手法描写青春校园里的一群少男少女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人,未来的命运就是走上手术台,捐赠器官给“主人”,探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情感、爱在抵御死亡恐惧时的力量……该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凯瑞·穆丽根主演)日剧(绫濑遥主演)。


这个科幻寓言没有喜剧、正能量的结尾,“我从来无意去写一个happy ending的奴隶反抗故事,或者假装生活比它实际上更容易。”


石黑一雄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


《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1993)

《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The Saddest Music in the World(2003)

《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2005)

《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2010)

《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2017)


石黑一雄说,“我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比较感兴趣。我认为科技领域目前发展非常快,但社会尚未对其进行充分的探讨,例如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等领域科技突破将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和变化。”


“我相信人工智能将带来诸多积极、令人兴奋的好处,但我认为,整个社会也将相应做出很大调整。例如,就业、人与机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甚至精英制度等,我们必须对这些主题进行再探讨。”


有一家美国漫画公司希望跟石黑一雄合作,也许未来会出现“石黑漫画”系列作品。

“我相信在克服困难的环境时,文学尤为重要。”


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石黑一雄认为,文学不拘泥于形式、反映出各种各样的声音、确保多样性至关重要。他鼓励说:“正在关注着鼓舞和引领我们的年轻一代作家们。如今是他们的时代。”


And around the corner – or have we already turned this corner? – li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stunning breakthrough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ew genetic technologies – such as the gene-editing technique CRISPR – and advanc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will bring us amazing, life-saving benefits, but may also create savage meritocracies that resemble apartheid, and massive unemployment, including to those in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elites.


So here I am, a man in my sixties, rubbing my eyes and trying to discern the outlines, out there in the mist, to this world I didn't suspect even existed until yesterday. Can I, a tired author, from an intellectually tired generation, now find the energy to look at this unfamiliar place? Do I have something left that might help to provide perspective, to bring emotional layers to the arguments, fights and wars that will come as societies struggle to adjust to huge changes?


I'll have to carry on and do the best I can. Because I still believe that literature is important, and will be particularly so as we cross this difficult terrain. But I'll be looking to the writers from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inspire and lead us. This is their era, and they will have the knowledge and instinct about it that I will lack. In the worlds of books, cinema, TV and theatre I see today adventurous, exciting talents: women and men in their forties, thirties and twenties. So I am optimistic. Why shouldn't I be?


石黑一雄本来的梦想是当偶像莱昂纳德·科恩、鲍勃·迪伦那样的词作者、摇滚音乐人。


他会弹钢琴、吉他,当过教堂唱诗班的head boy,年轻时是个嬉皮士,在美国流浪……他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长版本的歌曲”,给爵士名伶史黛西·肯特写过歌。


2009年石黑一雄出版短篇小说集《小夜曲》,其中五个故事都以音乐为线索:郁郁不得志的餐厅乐手,风光不再的过气歌星,孤芳自赏的大提琴手,为追求成功整容的萨克斯手……


石黑一雄也是个科技爱好者。他的父亲是著名海洋学家,他从小在父亲的废弃图纸空白处写字。“我那时候就想,我一定会和爸爸做彻底不同的工作。结果现在看来,我们其实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在想象。”


在获诺奖之前,英国《卫报》最近采访石黑一雄,“内容并不是关于书籍,而是关于科技话题——谈论由他父亲海洋学家石黑静男做的一台预测海岸风暴的机器”。


同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的拉什迪祝贺石黑一雄获诺奖,开玩笑说,“他不但玩吉他还自己写歌,比鲍勃·迪伦更牛!”


英国国王学院英美文学教授保罗·吉尔罗伊在社交媒体上称:“很高兴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个吉他手。”


10月11日,石黑一雄如约参加母校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EA)的年度秋季文学节,这是他获诺奖后首次公开露面。1980年,石黑一雄毕业于UEA的创意写作专业。UEA是英国第一个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的大学,伊恩·麦克尤恩是系友,2011年该专业获得女王周年纪念奖。


石黑一雄说,诺文学奖是个巨大的荣誉,“它大过作家本身,大过我,大过书本身,甚至大过文学本身,它是一个符号似的象征,代表着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这是诺奖之于今天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最大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一个生活居住在西方,向西方世界解释日本文化的阐释者”,石黑一雄说自己“好像成了一个旅居伦敦的日本驻外记者”。


他在演讲中特别讲述了关于中国的小说《上海孤儿》背后的历史。他的祖父曾在1930年代被日本丰田纺织公司派驻“东方巴黎”上海,而他的父亲就出生于上海。他在家中看过祖父当年在上海拍摄的照片,对1920、193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好奇,觉得那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冲突、到处弥漫着威胁气氛的大时代。


历史、二战、战后阴影,是石黑一雄小说经常出现的母题。他出生于1954年,认为“(二)战后”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直到现在,我们仍活在“战后的阴影”中。他是一位很有忧虑意识的作家。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后,他接受BBC采访,说英国代表极右倾向的脱欧派的胜利已经让这个国家沦为战后最接近法西斯主义的时刻。


石黑一雄还提到《被掩埋的巨人》,他想借这部奇幻小说探讨关于记忆与遗忘的主题。


什么样的记忆该被记得,什么样的记忆该被忘记?我们的记忆又在被什么塑造?记忆问题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存在每个家庭中,也存在于每个社会、国家中。比如美国会想要隐藏、修饰他们过去对非洲做的事情,一个国家会通过有意识的“宣教”来塑造、操控它的国民记忆,并将国家记忆变为个体记忆。


他认为作家应坚持对追寻真相负责,而不应“用叙事操控读者”,作家更应有勇气将自己从各种约束中解放出来,不受题材与流派之限。


FT中文网在《石黑一雄:经济这头野兽牵制着文学》的报道中说,石黑一雄也无奈地表示,从整体来讲,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受经济这头野兽的牵制,并不全然取决于作家的坚持和勇气。


比如,战后百废待兴,社会对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技术员、经济学家等有很现实的强大需求,这让奇幻题材几无容身之地——家长们倾向于按照经济社会需求的角色模版来塑造、教育自己的孩子,文学界也乐于提供这样的题材故事。他还举了中国的例子,政府现在特别鼓励科幻小说,包括电影也放开了对科幻题材的限制,背后的原因是政府发现中国现在太缺少杰出的原创性人才,而鼓励科幻会有助于想象力和创造力。


归根结底,推动着文学发展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是经济这头野兽。


延伸阅读

石黑一雄:何时应当回忆,何时不如遗忘


“我希望人们能够领会到记忆与欲望是何等难以把握的问题,我希望强调人类所身处之困局的复杂性。”

2015年3月,《被掩埋的巨人》出版后不久,石黑一雄接受赫芬顿邮报专栏作者麦迪·克拉姆的采访

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被掩埋的巨人》中文版责编宋佥


✎ 关于创作一部(至少在表面上)与自己早期作品迥异的小说:

我最初的想法是继续我之前写作中所惯常的那种独白。在《别让我走》与《长日将尽》中,你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人物的内心意识。他们翻找自身的记忆,有时又会逃避过去中的那些令人不安的片段。而那个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浮出水面:“什么时候,我们不如将往事遗忘,并将它们永远尘封在遗忘之中?”

(《被掩埋的巨人》)则并非一篇第一人称的叙事。故事发生在一个我之前从未涉猎的背景之中,这是两个显而易见的变调,而这两个变调都是我有意为之的。

我做了一件15年来,我一直想做而未做的事,也就是写一部围绕那个问题的小说——何时应当回忆,何时不如遗忘——并将之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我无法以第一人称来完成这样一种叙事。

这本书不适合局限在单单某一个个体的头脑中。我必须设法描绘出整个共同体,才能让叙事的发展走出关键性的一步。


✎ 关于集体记忆及其在战争中的角色:

(《被掩埋的巨人》)的创作动因来自于南斯拉夫解体时我在欧洲的见闻,来自于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这两起事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接踵而至。它们既骇人听闻,又令人困惑:同在一个小村庄里比邻而居了整整一代人的两个民族,一度亲昵地将自己的宝宝托付给对方照料,怎么会突然在一夜之间举起屠刀彼此相向?

邻居与邻居反目成仇,可怕的屠杀随即降临。这在我看来,就像是某种埋藏的记忆被人刻意地唤醒了,人们这才对彼此心生这般的仇恨。

我一直没有完全放弃以这些事件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的想法。但我想,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将是一部偏向纪实或历史的作品。那将是一篇讲述南斯拉夫的解体,或是大英帝国与美国奴隶制的故事。但读者会不可避免地将它看作是仅仅围绕那一个事件的叙述。

我想,作为一名不同于非虚构类作者的小说家,我应当可以站远一步,承认这类事件是人类遭遇的一种固定模式,你会看见它们在整部历史中反复出现。

我想说,我所看到的这件事是普遍存在的,或许是永恒的,因此我想将它放置在一个读者能够看出我并非特别感兴趣的背景之中。这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隐喻的背景。而发生在其中的则是一个我们可以映射到晚近历史中的故事。我甚至考虑过让小说中的人物从一个背景跳跃到另一个背景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案例,外加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以及二战后的日本这样的社会。也许未来确实会有这样一部小说诞生,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某个模式一次又一次地重现。但我最终选择了创作一部近乎寓言的作品


✎ 关于创作情感小说而非政治小说:

我并没有处心积虑地力求史实精确。我笔下的迷雾中有食人魔,水中会钻出小精灵。也不想寻求任何清晰的道德观--我从不在小说中以此为目标。我喜欢勾勒突出人之为人的某张特定的面孔。我并不想指手画脚地说,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感受。在一部小说中,情感对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 关于恋爱关系中的“宽恕与遗忘”

我同样希望将这个关于记忆的问题映射到婚姻关系中。我感兴趣的是共同的记忆在一段婚姻,尤其是(比如本书中的)一段长久的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大部分持久的关系而言--不论是亲子关系、兄弟姊妹关系,还是朋友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宁可抛诸脑后,不再提及的,总有一些令人不安的阴暗旅途。这时,最明智的做法似乎就是将它们深深地掩埋。

但在一段像婚姻这样的关系中,你又不得不问,如果你矢口否认某些事情曾经发生过,如果你真的将它们彻底遗忘,那么,这又会对爱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做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不真诚?这样的关系还是“真正”的爱情吗?另一方面,如果你真的回到了过去,直面它、直视它,这样做是不是同样会摧毁爱情呢?


✎ 关于在创作中将记忆与遗忘化作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我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使所有人失去记忆,或者使他们的记忆变得极其支离破碎。这也许是一种隐喻,反映的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中某种复杂、微妙得多的东西:我们的记忆是通过媒体、大众娱乐、历史书籍和博物馆来控制的。课本就是人们企图控制社会记忆的一个关键又明显的例证。

当然,这件事总是不断地在日本引起争议。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提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东南亚的所作所为。

这不是魔法,但有人确实在施展这样的法力。在我笔下的那个经过简化的神话背景中,我创造了一片降临在这片土地之上的迷雾,而这迷雾的超自然魔力能够使人遗忘。

你可以争辩说,降下这片迷雾的人心怀着一个相对良善的动机:阻止这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又是你只能通过强行制造某种遗忘症来实现这一点。在我的故事中,脆弱的和平就是通过这片迷雾来维持的。

(在书中)这对(主人公)夫妻的想法是:为了让我们爱能够存续,我们需要我们的记忆。我们上哪儿去找驱散遗忘的解药呢?我们怎样才能让记忆复苏呢?就这样,它展开成为了一则发生在那些想要让迷雾延续的人和那些想要让迷雾消散的人之间的故事。


✎ 关于将他的作品定义为科幻类、奇幻类或其他文学类别:

我想我也可以将这个故事设定在未来,那样人们就会称它为科幻小说了。如果你写了一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人们就会称它为奇幻小说。


✎ 为什么说普鲁斯特言过其实了:

完全坦白地说,除了普鲁斯特的开头一卷,我认为他的文字实在是无聊透顶。普鲁斯特的问题在于,有时你读完了一个精彩至极的段落后,接下来就要面对两百页赤裸裸的法式势力眼、上流社会的各种小花招,还有纯粹的自我放纵。如此这般,没完没了。但偶尔,我想是当他触及记忆时,他的文字可以非常优美。

我想,他谈论记忆的方式与我的这本书可能不太一样。他非常擅长于捕捉记忆的情感本质。我猜正是他促使像我这样的人在一开始动了围绕记忆提笔创作的念头。


✎ 关于小说相对于电影对记忆的描绘:

大多数小说都会在某个节点上以某种方式涉及记忆。记忆在小说中也如鱼得水。但它在电影中就不那么契合了。这同表达形式有关。我们有闪回手法,而它确实只是一种手法--相当生硬。它是一种叙事手法,而非捕捉记忆质感的一种认真的尝试。时不时地,总有人试图去做这件事。

我还在想,这是否同另一个事实也有关系,那就是:每当回忆时,我们的记忆总是以定格画面再现。如果我现在请你回想你童年时代的某段关键的记忆,你会发现你看到的是定格的图画,充满了感情。但你得设法弄明白,这些感情是如何嵌入那幅活人造型的静态画面的?接着,你又会问,这帧画面之前发生了什么,那一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在小说写作中,做到这一点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内心独白足以帮助你实现目标。动态画面似乎与我们记忆的运作方式是相悖的。它具体明确,采用现在时态,而且以均匀的速度展开呈现。这似乎与记忆完全不同。


《巴黎评论》访谈

石黑一雄:我曾经是个嬉皮士


《巴黎评论》2008年春季号、第184期

译者:陶立夏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2月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收录的受访作家包括15位:威廉·斯泰伦、T. 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约瑟夫·海勒、卡洛斯·富恩特斯、菲利普·罗斯、约翰·欧文、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托妮·莫里森、阿摩司·奥兹、V. S.奈保尔、石黑一雄。


采访手记:


用精准的英国管家式口吻写就《长日留痕》的作者本人也彬彬有礼。在其位于伦敦戈德格林的寓所门口迎接我之后,他立即表示要为我沏茶,尽管从他在橱柜前面对诸多选择时缺乏决断的样子判断,他并不是在下午四时享用阿萨姆的老茶客。当我第二次到访,茶具已在风格随意的书斋中摆开。他耐心地重新审视生命中那些细节,总是对年少时的自己,尤其是对那个弹着吉他、用支离破碎的断句写大学论文的嬉皮,带着忍俊不禁的包容。“教授们鼓励这么做,”他回忆道,“除了一位非常保守的非洲讲师。但他很有礼貌。他会说,石黑先生,你的文风有点问题。如果你在考试时也这么写,我不得不给你打不及格。”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长崎,五岁时随家人迁往英格兰南部小城吉尔福德。他有29年未曾重回日本。(他说,他的日文“糟透了”。)27岁时发表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1982),主要以长崎为背景,获得一致好评。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1986)获得了英国著名的惠特布莱德奖。而他的第三部小说《长日留痕》(1986)奠定了他的国际声望。该书在英国的销量超过一百万册,荣获布克奖,并被麦钱特-艾沃里公司拍成了电影,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鲁丝·普罗厄·贾布瓦拉担任编剧。(初期剧本由哈罗德·品特操刀,石黑回忆道,有“许多山珍野味在砧板上切来切去的镜头”。)石黑获得过一枚大英帝国勋章,有段时间,他的画像悬挂于唐宁街十号。


他拒绝被神化,下一部小说《无法慰藉》(1995)让读者大为意外,五百多页看来全是意识流。一些困惑的书评人对其口诛笔伐,詹姆斯·伍德写道:“它创造出了专属的糟糕门类。”但其他人则激情澎湃地为之辩护,其中包括安妮塔·布鲁克纳,她消除自己最初的疑虑后,称其“几乎可以肯定是篇杰作”。作为另两部广受好评的作品《上海孤儿》(2000)和《别让我走》(2005)的作者,石黑一雄还写过电影和电视剧剧本,他也作词,最近与爵士女歌手史黛西·肯特合作的爵士专辑《早安,幸福》畅销法国。


石黑与16岁的女儿内奥米、妻子罗拉一同住在白色泥灰墙的舒适居所内,罗拉曾是一名社工。屋内有三把闪闪发光的电吉他和一套最顶级的音响设备。楼上供石黑写作的小办公室从地板到天花板定制成浅淡的木色,按颜色分类的文件夹整齐堆放在文件架中。他被译成波兰语、意大利语、马来西亚语和其他语种的作品排放在一面墙上。另一面墙上是供研究用的书——例如,托尼·朱特的《战后:1954 年以来的欧洲史》与艾迪斯通· C·内贝尔三世的《更有效地管理酒店》。


——苏珊娜·哈尼维尔,二○○八年


《巴黎评论》:你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很成功——但你年少时期的作品有无未能发表的?

石黑一雄:大学毕业后,我在伦敦西区与无家可归者一同工作时,写过半小时长的广播剧并寄给了 BBC 。剧本虽被枪毙但我得到了鼓励的回复。它的趣味有些糟糕,但却是我第一篇不介意拿来示人的习作。剧本名为《土豆与爱人》。交剧本的时候,我拼错了土豆的复数形式,写成了 potatos 。故事说的是两个在炸鱼薯条店打工的年轻人。他俩的斗鸡眼都很严重,而且两人坠入了爱河,但他们从未捅破彼此都是斗鸡眼的事实。两人对此讳莫如深。故事的结尾,在叙述者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后,他们决定不要结婚。梦中,叙述者看见防波堤上有一家人朝他走来。父母亲是斗鸡眼,孩子们是斗鸡眼,狗也是斗鸡眼,于是他说:行啦,我们不会结婚。

 

《巴黎评论》:你着了什么魔才会写这个故事?

石黑一雄:那时我开始考虑将来的职业。成为音乐家已经无望。我向录音公司 A & R的人约见了好多次。两秒钟后,他们就说:没戏,朋友。所以我想该试一下写广播剧。

后来,几乎在无意之间,我看到一则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在东英吉利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硕士班的小广告。如今这门课已名闻遐迩,但那时它还是个笑柄,刺目的美国作派。随后我还发现,上一年因为没有足够多的申请人所以并未开班。有人告诉我伊恩·麦克尤恩十年前曾上过这课程。我觉得他是那时候最激动人心的年轻作家。但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能重回校园一年,政府支付全额费用,况且我只需要交一篇三十页的小说。我把广播剧本和申请表一同寄给了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

当我被录取时感到些许诧异,因为它突然就成真了。我还以为,那些作家会审查我的作品,过程将令人羞愧难当。有人告诉我在康沃尔某片荒僻之地上有座小屋出租,它曾被用作瘾君子的康复所。我打电话过去说,我需要找个地方住一个月,因为我想自学写作。这就是我在一九七九年那个夏天做的事。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思考短篇故事的构架。我花费数年才想明白诸如视角、如果讲述故事之类的问题。最后我有两个故事可以拿出手,所以感觉底气更足了。

 

《巴黎评论》:你首次写有关日本的文字是在东英吉利大学那年吗?

石黑一雄:是的。我发现自己一旦无视此刻包围我的这个世界,想象力就会鲜活起来。如果我试图这样开始一个故事:“当我走出坎登镇地铁站进入麦当劳时,遇到了大学时代结识的朋友哈利”,我就想不出接下来该写什么。然而当我写到日本,有些什么会豁然开朗。我给班上同学看的故事中,有一篇以原子弹投放长崎为背景,故事以一个年轻女子的视角讲述。我从同学们那里收获了爆棚的自信心。他们都说:这些关于日本的事实在振奋人心,你前程远大。接着我就收到费伯出版社的来信,将我的三篇作品收录入“推介系列”,销售业绩很不错。我知道汤姆·斯托帕和泰德·休斯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巴黎评论》:你是那时候开始写《远山淡影》的吗?

石黑一雄:是的,费伯出版社的罗伯特·麦克拉姆给了我第一笔预付金,我才得以完成此书。我本来已经开始写一个以康沃尔小镇为背景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和她智障的孩子,她的背景暗昧不明。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这女人在两种说法间摇摆:我要为这孩子奉献一切,以及,我已爱上这个男人而孩子是个累赘。我和无家可归者共事时曾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但当我的日本短篇故事在同学那里获得热烈反响之后,我重新审视这个以康沃尔为背景的故事。我意识到,如果以日本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所有看来狭隘琐碎的事物都将激发共鸣。

《巴黎评论》:五岁之后你就再未回过日本,那你的父母亲又是多典型的日本人呢?

石黑一雄:我母亲是她那一代人中非常典型的日本女性。她讲究特定的礼仪——以今时今日的标准来看属于“女性主义前派”。当我看日本老电影时,发现很多女人的言行举止和我母亲完全一样。传统中,日本女性使用与男性稍许不同的正式语言,现今两者则要混淆得多。当我母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日本的时候,她说她震惊地发现年轻女孩子在使用男性语言。

投放原子弹时我母亲在长崎。她即将度过少年时代。她家的房子有些扭曲,直到下雨他们才意识到损害程度。屋顶开始四处开裂,就像受到龙卷风袭击。事情发生时,母亲是全家人中——四个孩子与双亲——唯一在投放炸弹时受伤的人。一块飞舞的碎片击中了她。当其余家庭成员去城市其他地方救难时,她独自在家养伤。但她说,当她想起战争,原子弹不是最让她惧怕的东西。她记得躲在她工厂的地下掩体。他们列队站在黑暗中而炸弹就在他们头顶上方落地。他们以为大家都会死。

我父亲不是典型的日本人,因为他在上海长大。他有中式性格:当坏事发生,微笑以对。

 

《巴黎评论》:你的家人为什么移居英国?

石黑一雄:那原本只是场短期旅行。我父亲是个海洋学家,英国国家海洋学院的负责人邀请他前来推广他的一项发明,与风暴时的浪涌运动有关。我从未搞明白那是什么。国家海洋学院创立于冷战时期,弥漫着密不可宣的气息。我父亲加入了那个建在密林中的单位。我只去过那里一次。

 

《巴黎评论》:你在学校写作吗?

石黑一雄:写。我上当地的公立小学,学校正在试验现代教学方法。那是六十年代中期,而我的学校为没有严格界定的课程而洋洋自得。你可以玩手动计算器,也可以用陶土做头奶牛,你还可以写文章。这项目很受欢迎因为它有利于交际。你写上一点,然后阅读彼此的东西,你可以大声读出来。

我虚构了一个叫席涅先生的人物,这是我朋友的童子军团长的名字。我觉得给间谍起这个名字很酷。那时我对福尔摩斯中毒太深。我会模仿着写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故事,开头当事人会上门然后讲个漫长的故事。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把我们的书装饰成书店里的平装书上——在封面上画弹孔并在背面贴报章的推荐语:“才华横溢,紧张刺激。”——《每日镜报》。

 

《巴黎评论》:侦探故事之后,下一个让你入迷的是什么?

石黑一雄:摇滚乐。福尔摩斯之后,我停止了阅读,直到二十多岁。但从五岁开始我就弹钢琴。十五岁时开始弹吉他,大约十一岁时开始听流行唱片——非常糟糕的流行唱片。当时觉得它们很棒。我喜欢的第一张专辑是汤姆·琼斯演唱的《家乡的绿草地》。汤姆·琼斯是威尔士人,但《家乡的绿草地》是首牛仔歌曲。他唱的是我从电视上了解到的牛仔世界。

我有台父亲从日本带给我的微型卷盘录音机,我可以从收音机的扬声器直接录音,一种早期的音乐下载方式。我会试图从带噪音的糟糕录音中听出歌词。到我十三岁时,我买了《约翰·韦斯利·哈丁》,我的第一张鲍勃·迪伦唱片,一上市就买了。

 

《巴黎评论》:你喜欢它什么呢?

石黑一雄:歌词。我当即就知道,鲍勃·迪伦是个伟大的词作者。有两样东西我很有自信,即便是在那时候:什么是好的歌词,什么又是好的牛仔电影。通过迪伦,我想我第一次接触意识流或者说超现实歌词。我还发现了莱昂纳德·科恩,他以文学的方式演绎歌词。他已经发表过两本小说和一些诗集。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他的意象很具天主教风格。很多的圣徒和圣母。他就像个法国香颂歌手。我喜欢这个想法:音乐家可以全然自给自足。你自己写歌,自己唱,自己编曲。我觉得这很诱人,于是我开始写歌。


《巴黎评论》:你是个嬉皮吗?

石黑一雄:我想我曾是,起码表面上是。长发,蓄须,吉他,帆布背包。讽刺的是,我们都觉得自己很独特。我搭车走太平洋沿海公路,穿过洛杉矶、旧金山,以及整个北部加州。


《巴黎评论》:你怎么看待整个经历?

石黑一雄:它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有些部分惊心动魄。我搭运货列车从华盛顿穿越爱达荷州去蒙大拿。和我一起的是个明尼苏达州来的家伙,那一晚我们过得像完成特殊使命。那是个污秽不堪的地方。你必须在门口脱光衣服,和那些酒鬼一同进入淋浴间。踮着脚尖经过黑色的水坑,在另一头,他们给你洗过的睡衣,你在铺位上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和这些老式的无业游民们去货运站。他们和搭车文化毫无关系,这文化几乎全是由中产阶级学生和逃亡者组成。这些人则搭火车旅行,他们浪迹于不同城市的贫民区。他们靠献血维生。他们是酒精中毒者。他们穷困潦倒且疾病缠身,而且他们看起来糟糕透了。他们和浪漫半丁点关系都没有。但他们会提供很多好建议。他们告诉我们,火车行驶过程中不要试图跳车,因为你会丢了性命。如果有人想上你的车厢,尽管把他们扔下去。如果你觉得这会要了他的命,也没关系。他们会想偷你的东西,停车之前你都得和他们困在一起。如果你睡着了,你会仅仅因为身揣五十美金而被抛出车外。

 

《巴黎评论》:你写过有关这次旅行的事吗?

石黑一雄:我一直写日记,类似那种仿凯鲁亚克体。每天我都写下发生了什么:第三十六天。遇到了什么人。我们做了什么。我回家后,拿出这些厚厚的日记,坐下来写了两个片段,深入地写,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一篇写的是关于我在旧金山被偷了吉他。那是我第一次开始留意结构。但我将这种奇怪的翻译腔融入了我的叙事风格,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所以它读起来矫揉造作。

 

《巴黎评论》:似乎你的整个青年时期都有个模式:你盲目崇拜某些东西然后模仿。先是福尔摩斯,接着是莱昂纳德·科恩,然后是凯鲁亚克。

石黑一雄:当你处于青春期,这就是你学习的方式。其实写歌是我喜欢的领域,因为我必须做的不仅仅是模仿。如果我的朋友和我经过某个吉他弹得像鲍勃·迪伦的人,我们会对他不屑一顾。关键是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我的朋友和我很清楚我们都是英国人,我们无法写出原汁原味的美式歌曲。当你说“在路上”,你会想象61号公路,而不是M6。挑战在于,要找到相对应的有说服力的英语。蒙蒙细雨中被困寂寞的路途,但得是在苏格兰边界的灰色环路上,浓雾正漫起,而不是坐着凯迪拉克行驶于美国的传奇公路。

 

《巴黎评论》:你的大学生涯如何?

石黑一雄:我在肯特大学学习英语与哲学。我发现相较于那些通过包装婴儿用品将我从皇室家族带往运货列车的年月,大学很无趣。一年后,我决定再休学一年。我去了一个叫兰福瑞的地方,离格拉斯哥不远,其中六个月在居民区担任社区义工。最初抵达时我完全找不到北。我在英格兰南部很典型的中产家庭长大,而那里是苏格兰内陆工业区内成片的破落工厂。这些典型的小居民区,规模都不超过两条街,划分成敌对阵营彼此憎恨。第三代居民和其他被驱逐后突然来到这里的家庭之间关系紧张。那里的政治局势很活跃,但却是货真价实的政治。与学生的政治世界天差地别,这与之后你是否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运动有些相像。

《巴黎评论》:这些经历对你有何影响?

石黑一雄:我成长很多。我不再是那个叫嚣着一切“妙不可言”并以一百码时速四下呼啸的人了。当我在美国旅行时,紧随“你想加入什么乐队”“你从哪里来”之后的第三个问题是:“你觉得什么是生命的意义?”然后我们会交流观点和怪异的准佛教冥想技巧。《禅与摩托保养艺术》被四处传阅。没有人真的阅读它,但书名很酷。当我自苏格兰回来,我已经成熟地摆脱了那些。在我见识到的世界里,那些毫无意义。这都是些挣扎谋生的人。涉及很多酒精与药物。有些人心怀真正的勇气为一些东西努力追寻,而放弃却是如此轻易。

 

《巴黎评论》:那时你的写作进展如何?

石黑一雄:那时候,人们不会讨论书籍。他们讨论电视剧、实验戏剧、电影、摇滚乐。那时我读了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写的《金色的耶路撒冷》。这时期我已经开始阅读大部头的十九世纪小说,所以对我来说,可以用同样的技巧讲述现代生活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启示。你不必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一个老妇人,或是拿破仑战争。你可以只写个有关四处晃荡的小说。那时我尝试写一部小说,但没有太多进展。它非常糟糕。我把它放在楼上了。写的是一个夏天,年轻学生们在英国境内漫无目的地闲晃。酒吧里的交谈,女朋友和男朋友们。

 

《巴黎评论》:这正是你的作品引人注目的地方——你从不做现下很普遍的事,将你自己的故事写成小说:伦敦的现代生活,或是成长于一个在英国的日本家庭。

石黑一雄:我正要和你说呢——我确实写过这些。但写得三心二意,因为我主要做的事还是试图写出能跨越疆界的歌曲。

 

《巴黎评论》:是什么给你灵感创作了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描写一个画家因战时的军事家身份而无法释怀?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中有条副线是关于一位老教师,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构建整个人生的价值观基础。我对自己说,我要淋漓尽致地写部小说描写此种情境下的人——这就是,一个由于生在特定年代而在职业生涯留下污点的画家。

这部小说为《长日留痕》提供了动力。我看着《远山淡影》心想,以职业角度探讨萧瑟人生的主题已经探索得很令人满意,那有关私人生活又当如何?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和职业有关。最终你会意识到工作只是一部分而已。当时我正有如此感悟。我想把这一切都再写一遍。你如何以成就事业的方式荒废人生,你又如何在人生舞台上蹉跎了一辈子。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故事不再适合以日本为背景?

石黑一雄:开始写《长日留痕》时,我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的精髓是流动的。

 

《巴黎评论》:《长日留痕》中的英国背景又是怎么来的呢?

石黑一雄:这是我妻子的一个笑话引起的。有个记者要就我的第一本小说采访我。我妻子说:如果这个人进来问你些有关小说的严肃、沉重的问题而你假装是你的管家,会不会很有意思?我们都觉得这想法很搞笑。从此以后,我对把管家作为一种暗喻这事欲罢不能。

 

《巴黎评论》:来暗喻什么呢?

石黑一雄:两样东西。其一是某种冷若冰霜的情绪。英国管家必须无比克制,对所有发生在他周围的事都没有任何个人化的反馈。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可以深入到不仅是英国人还有我们所有人共通的部分,那就是:我们都害怕动感情。管家还代表着把重大的政治决定权留给他人。他说:我只要尽力服务好这个人,我就在尽可能地贡献社会,但我自己不会做重要决定。无论我们是否生活在民主社会,很多人都处于这一境地。决策时我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不在场。我们尽忠职守,并为之骄傲,我们还希望自己的微薄之力会被善加利用。


《巴黎评论》:在那本书中,同时在你的很多小说中,主人公似乎转瞬间就悲剧地失去了爱的机会。

石黑一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转瞬间失去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老早就已失去。他们可能会回首并思索:曾有那么一个时刻本可以扭转全局。这么想对他们来说是种诱惑,哎,这只是命运的小纠结。其实,是某些重大的事件让他们错失了爱以及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东西。

 

《巴黎评论》:在你看来,为什么要让这些人物前赴后继地这么做呢?

石黑一雄:如果不给自己做精神分析,我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某个作者告诉你为何要重复某一特定主题,永远不要当真。

 

《巴黎评论》:《长日留痕》赢得了布克奖。成功为你带来什么改变?

石黑一雄:《浮世画家》出版时,我还过着籍籍无名的日子。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大概在它出版六个月之后,它获得布克奖提名,并赢得惠特布莱德奖。就在那时我们决定买部答录机。陡然间,我几乎不认识的人都邀请我们去晚餐。要过一阵子我才明白,我不必应承所有的事情。否则你的生活将会失控。等我三年后赢得布克奖时,我已经学会如何礼貌地拒绝别人。


《巴黎评论》:作家生涯中的公众活动——巡回签名售书、采访——最终会影响到写作吗?

石黑一雄:这会以两种明显的方式影响你的写作。其一,这会占据你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另外被见多识广的人挑战智商常会耗费你很多工夫。为什么你的作品里总有一只三条腿的猫,或是,你为什么对鸽子肉馅饼着迷呢?很多写进你作品的东西可能是无意识的,起码这些意象附带的情感共鸣可能未被解析过。当你做巡回推广时,这些东西就无法再保持这种状态。过去,我觉得尽可能坦诚会更好,但我看到了这样做的害处。有些作者被搞得焦头烂额。最后他们气急败坏。这也会影响到你如何写作。你坐下来创作时会想,我是写实主义者,我觉得自己还有点荒诞派。你开始变得更忸怩作态。


《巴黎评论》:当你写作时会主动联想到译者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吗?

石黑一雄:当你发现自己置身于世界的其他角落时,你会尴尬地意识到那些因文化差异而无法翻译的事物。有时你会花四天时间向丹麦人解释一本书。举例来说,我不是很喜欢用品牌名和其他文化参照物,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无法在地理位置上转化。它们也很难在时间中转化。三十年后,它们将毫无意义。你不仅仅为不同国度的人写作。你在为不同时代的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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